自“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表现出逐步回落的态势。2015年，《中国制造2025》的正式颁布，意味着未来10年“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已经提上日程。文件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新一代的信息、航天等十大重点产业，并且逐步推动中国制造业向服务型、服务业向生产型发展。产业发展新政策的提出，势必要与当前的国家产业经济环境相适应，当然也是新的经济环境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全球的产业转型升级态势显著，制造业重新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我国也不再单纯追求GDP增长，而是将政策目标转变为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
产业基础方面，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和贸易中心。一个国家的商品生产规模直接关系到该国的商品贸易规模，从而影响该国商品产业在全球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价值。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一改传统的商品生产和贸易规模较小的现状，开始借助改革开放的动力，着重提升制造工业的全球竞争力。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商品出口规模仅为180亿美元，所占比例还不到全球总的商品出口规模的1%，但是同一时期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商品出口规模却分别达到了我国出口规模的10.65倍和7.20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商品生产和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并且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截止到2015年，我国商品出口规模达到14.14万亿元，并且贸易顺差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生产和贸易中心。
另外，我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日益显著。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制造业的产业规模迅速增大。在贸易分工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仅为87亿美元，占到全球制造业出口总额的0.8%，与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近年来在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积极作用下，我国制造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早在2013年，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所占比例已经由80年代的0.8%上涨到17.53%，而很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比例却在逐年降低。目前，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已经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规模优势非常显著。
内在动因方面，首先我国产业结构大而弱，区域发展不平衡。现阶段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贸易顺差国，规模优势显著，但是整体上看，制造业的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现代化程度不高，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仍处于低迷状态，形成了当前我国制造业产业机构大而弱的现状。不仅如此，在区域发展方面，我国制造业在产业分布上呈现出不均态势，东部沿海地区是制造业的聚集地，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较强，而中西部在制造业发展方面相对较弱，东西差距明显。
其次，我国人口红利优势逐步减弱。从人口自然增长趋势来看，我国人口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明显。上世纪60年代初期，除去自然灾害的三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增长迅速，使得少儿人口增长较快，导致人口负债增大。到了上世纪60-90年代，劳动力人口进一步增加，少儿和老年人口的抚养系数都相对较低，从而形成了低成本的劳动力，人口红利优势凸显。上世纪90年代以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降低，人口红利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由此原有的人口红利优势正在逐步减弱。
再次，产业结构压力增加。当前受到经济新常态的影响，产业结构的演进与经济环境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换言之，经济新常态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优势减弱、经济增长回缓以及区域发展失衡等也都制约着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格局逐步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比例下降。截至2014年，第三产业所占比例仅为48.2%，我国制造业呈现出服务化、智能化、创新化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压力较大的现象。
实现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应多方发力
产业基础方面，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和贸易中心。一个国家的商品生产规模直接关系到该国的商品贸易规模，从而影响该国商品产业在全球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价值。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一改传统的商品生产和贸易规模较小的现状，开始借助改革开放的动力，着重提升制造工业的全球竞争力。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商品出口规模仅为180亿美元，所占比例还不到全球总的商品出口规模的 1%，但是同一时期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商品出口规模却分别达到了我国出口规模的10.65倍和7.20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商品生产和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并且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截止到2015年，我国商品出口规模达到 14.14万亿元，并且贸易顺差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生产和贸易中心。
另外，我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日益显著。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制造业的产业规模迅速增大。在贸易分工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仅为87亿美元，占到全球制造业出口总额的0.8%，与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近年来在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积极作用下，我国制造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早在 2013年，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所占比例已经由80年代的0.8%上涨到17.53%，而很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比例却在逐年降低。目前，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已经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规模优势非常显著。
内在动因方面，首先我国产业结构大而弱，区域发展不平衡。现阶段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贸易顺差国，规模优势显著，但是整体上看，制造业的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现代化程度不高，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仍处于低迷状态，形成了当前我国制造业产业机构大而弱的现状。不仅如此，在区域发展方面，我国制造业在产业分布上呈现出不均态势，东部沿海地区是制造业的聚集地，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较强，而中西部在制造业发展方面相对较弱，东西差距明显。
其次，我国人口红利优势逐步减弱。从人口自然增长趋势来看，我国人口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明显。上世纪60年代初期，除去自然灾害的三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增长迅速，使得少儿人口增长较快，导致人口负债增大。到了上世纪60-90年代，劳动力人口进一步增加，少儿和老年人口的抚养系数都相对较低，从而形成了低成本的劳动力，人口红利优势凸显。上世纪90年代以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降低，人口红利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由此原有的人口红利优势正在逐步减弱。
再次，产业结构压力增加。当前受到经济新常态的影响，产业结构的演进与经济环境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换言之，经济新常态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优势减弱、经济增长回缓以及区域发展失衡等也都制约着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格局逐步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比例下降。截至2014年，第三产业所占比例仅为48.2%，我国制造业呈现出服务化、智能化、创新化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压力较大的现象。
实现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应多方发力
持续加快创新驱动转型。在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需求，需要在充分适应生产力阶段性发展特征的基础上，转变传统的投资驱动，从而以创新驱动提升经济增长动力。前些年我国GDP高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产业规模，与此同时高投资和高成本也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衡、产业同质化、产业分布不均等问题，由此可见，传统的投资性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能适应现在及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在向智能化和创新化进军，其产业投资形式也应转变为以创新投资为驱动的方式。通过市场化培育产业创新主体，充分利用市场、政府、企业提升产业发展的创新力。
不断优化产业价值链。就我国的产业价值链而言，在市场资源配置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要求实现产业价值链的优化和重构。首先，积极重构产业价值链。按照区域发展的新要求，深切落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等政策，不断推动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从而实现我国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以此来完善整个产业价值链，保证区域内产业经济的利益协调。其次，积极融入国际产业分工。通过改进我国加工贸易布局、创新加工贸易方式，实现我国产业附加值和国际制造业地位的提升。
推动制造业服务业融合。现阶段，产业边界的模糊以及产业分工的深入，为产业融合发展造就了必然之势。制造业的智能化、服务化、信息化发展，需要其与服务业的深入融合。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例首次超过第一、二产业，由此形成了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核心力量。服务业的不断进步，也为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我国服务业水平还比较落后，尤其是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面优势并不明显，如缺乏创新知识、核心技术等，这对实现制造业产业战略升级比较不利，因此应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打造生产性服务业。
充分发挥区域经济政策的产业效应。在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和深化的今天，区域经济政策由均衡向非均衡的转变是一种必然结果，使得产业资源配置成功转变为以市场为主导的配置结构，打破资源产业以及区域间的流动壁垒，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的双重目标，提升区域统筹的实效性，实现区域产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充分发挥区域经济政策的产业效应，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之一。通过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区域政策的产业化，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如建立自贸区、“一带一路”经济区等。根据经济发展目标的变化，对经济政策及时进行改进，从而使得区域产业发展更加合理化。
